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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彬 來源:中國科學報 發布時間:2020/6/30 15: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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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學校長趙繼:
科技成果轉化,高校應做“擅長的事”

 

 趙繼

至今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對人類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脅的同時,也讓我們真切地體會到,將一項科研成果迅速地應用于實際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不久前,科技部、教育部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高等學校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建設發展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對該《意見》進行政策解讀時,科技部相關人士稱,“十四五”期間,將推動創新能力強、科技成果多的高校普遍建立技術轉移機構,落實科技成果轉化各項政策措施,提升轉移轉化服務能力,促進高??萍汲晒D化水平大幅提升,力爭實現“全覆蓋”。

多年來,科技成果轉化率過低的頑疾一直困擾著高校的科技工作。如何突破橫亙于實驗室與市場之間的阻礙,提升高??萍汲晒D化率,也是很多科教界人士常常思考的問題。就此,《中國科學報》專訪了東北大學校長趙繼。

缺失的“第三棒”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其兩端的主體——高校和企業各自應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趙繼:假如我們現在有一個好的創新想法,在經過理論研究、實驗研究、建模仿真等一系列前期研究工作后,已經有了一臺樣機。接下來,我們告訴一個企業家,這項研究的進程已經超過了大半,未來它將有怎樣的市場收益,但也如實告知其將面臨怎樣的風險與挑戰,你認為目前國內多數企業家會愿意投資這一技術嗎?

據我的觀察,對于國內大部分企業而言,除非該項目的風險極低,甚至穩賺不賠,否則企業在通常情況下是不會投資的。這是當下的普遍現象,也導致了很多高??蒲谐晒罱K停留在了“勝利的前夜”,成為實驗室里的陳列。

國際上,有人把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分為創意、基礎研究、應用技術研究、共性技術攻關、小試、中試、工程化應用、產業化前期以及實際生產(量產)等9個步驟。如果用一個通俗化的表述,可以將其比喻成一場4×100米接力賽。其中,大學比較擅長創意和基礎研究,這是接力賽的第一棒。作為第二棒的應用基礎和技術創新研究也是大學所擅長的。但接下來,這一成果就應該從大學輸出去,進行真實條件下的中試,做技術深化,這是接力賽的第三棒。而企業所負責的工業化生產則是最后一棒。

如此一劃分,問題也就很明了——在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的過程中,第三棒該誰來跑呢?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難題。

《中國科學報》:在您看來,這缺失的第三棒,應該交給誰呢?

趙繼: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其實在于體制機制的創新。

第三棒缺失的一個根源性問題,在于無論高校還是企業,技術的深化過程都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高校主要做的是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對于與市場的對接并不擅長;企業要考慮市場風險問題,缺乏足夠的動力和承受力。那么,我們能否通過機制創新,引進新的資源和力量呢?

比如,我們是否可以將風險投資基金或天使基金引進這場接力賽?相較于企業,風投基金的抗風險能力要高得多。甚至可以說,十個投資項目中有一兩個項目成功,就足以保障其繼續投入的積極性和可持續發展性,這就在無形中解決了第三棒無人接棒的難題。

當然,也可以通過產學研用融通創新、共建關鍵共性技術協同創新平臺等形式和渠道,以此實現技術的轉移和成果的轉化。

事實上,在我國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這方面已經有了先行先試的經驗,應該說是比較成功的。接下來,我們要思考的便是在整個社會層面,如何使資本和科技的對接做得更好,這是科技成果轉化一個保障性的關鍵問題。

平臺建設本質是能力建設

《中國科學報》:日前,《科技部火炬中心2020年促進技術市場發展及科技成果轉化工作要點》正式印發。其中提到,今年我國將圍繞“硬科技”領域,研究推動建設一批跨國別、專業性的國家技術轉移區域中心。而此前兩部委下發的《意見》中,也提到將推動創新能力強、科技成果多的高校普遍建立技術轉移機構。對于技術的轉移轉化而言,相關平臺的建設是否也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趙繼:這是當然。在我看來,目前相關機制改革的另一個發力點,就在于技術轉移平臺的建設,這本質上是體制機制改革和能力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技術轉移平臺之外,我們還可以針對某些重點的戰略研究方向,通過企業、政府和學校合作共同建設一批共性技術研發中心或者產業技術研究院等科技創新平臺,從而突破某些共性的關鍵技術壁壘。

之所以強調“共性”,是因為如果不是共性問題,而是專有技術的話,企業通常出于自我保護或者風險意識的考慮,缺乏參與的動力。因此,對于公共平臺來說,研究關鍵共性技術更適合于產業技術研究院的發展。

《中國科學報》:在技術轉移的中介機構建設上,您認為比較理想的狀態是什么?

趙繼:我認為比較理想的狀態是將技術轉移中某些比較綜合性的、科技人員不太擅長的工作,如商業模式、資本模式、市場對接、商業運維、基金引入、法律法規審查以及辦理工商手續等,全部分離出去,由專門的代理機構和中介機構來做,這會使我們的技術轉移工作更加專業化和有效率。

事實上,近年來在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各種風投基金、天使基金的規模已經非常大了。一些高校成立的技術轉移中心也出現了帶有中介性質的機構和平臺。我的判斷是,由于社會資本不斷進入技術轉移轉化領域,更加專業化地從事技術轉移、評價、風投、認定和運維等工作的機構會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這將成為我國創新驅動技術轉移過程中有力的支撐保障。

高校不能“一桿子捅到底”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在目前的技術轉移轉化過程中,高校有哪些特別需要注意的問題?

趙繼:對于高校來說,我的觀點是要做自己擅長的工作。有些事情是高校不擅長做的,如大學辦企業。因此,大學的成果研究達到一定程度后,就應該通過技術合作或商業合作的方式轉移出去。不管是進行合作開發還是轉讓專利許可,都是可以的。反之,高校如果在技術的市場化過程中“一桿子捅到底”的話,不能說一定會失敗,但據我的觀察,多數情況下還是存在著巨大的挑戰。

要知道,教授不是老板,更不是企業家。而有過企業經營經驗的人都知道,在真實的市場競爭中,如果技術不好,那肯定不行,即便技術很好,也不一定能賺錢。因為除了技術以外,決定市場運作成功與否的因素還包括商業模式、資本模式、管理模式等。管理不到位,廢品率就會很高,成本控制不下來,同樣賺不到錢。

正因為如此,推動產學研用融通創新和合作發展過程中,大學還是要做自己最擅長的工作。一個好大學應當是有優勢、有特色的,并且應該在學科交叉、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上相互支撐,協調發展,特別是做到頂天立地,著力解決國家重大需求和行業重要需求,以及在工業化生產中的一些共性關鍵技術問題。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層面需要對高校做哪些政策方面的支持?

趙繼:在國家層面,需要通過一定法律和政策設定,界定或理清某項成果產生后的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歸屬問題。特別是在大學這樣的機構,由于研究人員的研究經費大多來自于國家,成果的屬性當然屬于國有。那么,大學和相關人員究竟有沒有使用權、處置權?有沒有收益權?這些問題都很關鍵。

說得再直白一些,如果研究人員將某項成果轉移到企業了,那么他能不能得到一些收益?如果說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收益,只有風險,相信很少會有研究人員肯冒著風險繼續往前走。因此,國家層面一定要通過法律政策設置,把上述科技成果所涉及到的權責利的關系和范圍理清。

可喜的是,這些年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改革上,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展,有些方面不少地區做得很有特色,實踐效果是明顯的。我對未來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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